唐太宗戒贪文言文

1. 唐太宗戒贪文言文翻译

贞观初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有个明珠，没有不敬重。如果拿去弹射鸟雀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惜？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，见金银钱帛不畏惧刑法网，立即直接接受，这是不爱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还不能拿去弹射鸟雀，何况性命的重，就以换取财物呢？群臣如果能准备尽忠诚，更利于国家人，那么官职爵位建立到。都不能用这种方法求得荣耀，于是我接受财物，贿赂既露，他自己也死，实在是可笑。帝王也是这样。任性放纵，劳役无度，信任小人，疏远忠诚正直，有一个在这里，怎么会不灭亡？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，死于匹夫之手，也是可笑。”

贞观二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我曾对贪婪的人不懂爱财的。至于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，傣禄优厚，一年所得，他多次从多。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，不过几万。一旦暴露出来，俸禄剥夺，这难道是懂得吝惜财物？他们是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的事。从前公仪休很喜欢吃鱼，而不接受别人送的鱼，他的鱼长存。而且为君主贪婪，必定亡国；为我贪婪，必定丧命。《诗》说：大风疾吹呼呼响，贪利败类有一帮。'所言不虚啊。过去秦惠王想征伐蜀，不知道这条，于是刻五石牛，设置金以后，蜀人见到他，认为牛会金。蜀王派遣五个力士拉牛入蜀，萧道成。秦国军队随后进攻的，蜀国灭亡。汉朝大司田延年贪赃三千万，事情被发觉而死亡。这样的流，不胜枚举！我现在把蜀王为借鉴，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啊。

贞观四年，太宗对公卿们说：“我整天忙忙碌碌，不但忧念爱惜百姓，也希望你们能够长守富贵。上天不是不高，土地不是不好，我常常小心谨慎，以敬畏天地。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律，常像我畏惧天地，不但百姓安宁，自己经常得到欢乐。古人说：‘贤人多财损其志，愚蠢的人多财生自己的过失。这句话可以深以为戒’。如果徇私贪污，不仅败坏国法，损害百姓，即使事情没有败露，心中怎能不常害怕？恐惧多，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。大丈夫岂能苟且贪图财物，以害及性命，让子孙们常常感到惭愧羞耻吗你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话。”

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，违法收取驿家麸皮几石。太宗赐给他数，让自己背出以可耻的。

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说：“宣、饶州各山大有银坑，采用了极大的收益，每年可以得到钱几百万贯。”太宗说：“我贵为天子，这件事没有所缺少的。只需忠言，进好事情，对老百姓有益的。而且国家剩下几百万贯钱，如何得到一个有才能德行人？你不推举贤能进善之事，也不揭发违法，肃清豪强震惊，只有道路税卖银坑认为好处。从前尧、舜美玉在山林，珠宝投入深渊，因此，崇名美号，被称为“千年。后来汉桓帝、灵帝重利轻义，作为近代昏庸无能的君主。你就想将我与桓帝、灵吗？”这日下令将权万纪回家。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古人说：‘鸟栖息在树林，恐怕他不高，再窝在树梢；鱼藏于水，恐怕他不深，又挖在地下下。然而，为人所获得的，都是因为贪图诱饵的缘故。现在臣下接受任命。，在高位，享受优厚的薪水，必须履行忠诚正直，遵循公正，那么就没有灾难，长守富贵了。古人说：‘祸福无门，只有人的召唤。’而损害自身的，都是因为贪图财利，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，作为鉴诫。

“作为君主贪婪，必定亡国；为我贪婪，必定丧命。”这是唐太宗对大臣不要贪赃受贿的告诫和对自己的努力。唐太宗及左右大臣能够修德治国，戒贪安邦，最终使大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朝代。

其实，不仅是 *** 治理水平需要不要贪婪，在物欲横流的中，正对永无枯竭停的私欲，只有知足和随其自然才能长保乐。

2. 戒枉戒贪文言文翻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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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初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有个明珠，没有不敬重。如果拿去弹射鸟雀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惜？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，见金银钱帛不畏惧刑法网，立即直接接受，这是不爱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还不能拿去弹射鸟雀，何况性命的重，就以换取财物呢？群臣如果能准备尽忠诚，更利于国家人，那么官职爵位建立到。都不能用这种方法求得荣耀，于是我接受财物，贿赂既露，他自己也死，实在是可笑。帝王也是这样。任性放纵，劳役无度，信任小人，疏远忠诚正直，有一个在这里，怎么会不灭亡？隋炀帝奢侈而自认为，死于匹夫之手，也是可笑。”

贞观二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我曾对贪婪的人不懂爱财的。至于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，傣禄优厚，一年所得，他多次从多。如果接受别人的贿赂，不过几万。一旦暴露出来，俸禄剥夺，这难道是懂得吝惜财物？他们是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的事。从前公仪休很喜欢吃鱼，而不接受别人送的鱼，他的鱼长存。而且为君主贪婪，必定亡国；为我贪婪，必定丧命。《诗》说：大风疾吹呼呼响，贪利败类有一帮。'所言不虚啊。过去秦惠王想征伐蜀，不知道这条，于是刻五石牛，设置金以后，蜀人见到他，认为牛会金。蜀王派遣五个力士拉牛入蜀，萧道成。秦国军队随后进攻的，蜀国灭亡。汉朝大司田延年贪赃三千万，事情被发觉而死亡。这样的流，不胜枚举！我现在把蜀王为借鉴，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前车之鉴啊。

贞观四年，太宗对公卿们说：“我整天忙忙碌碌，不但忧念爱惜百姓，也希望你们能够长守富贵。上天不是不高，土地不是不好，我常常小心谨慎，以敬畏天地。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律，常像我畏惧天地，不但百姓安宁，自己经常得到欢乐。古人说：‘贤人多财损其志，愚蠢的人多财生自己的过失。这句话可以深以为戒’。如果徇私贪污，不仅败坏国法，损害百姓，即使事情没有败露，心中怎能不常害怕？恐惧多，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。大丈夫岂能苟且贪图财物，以害及性命，让子孙们常常感到惭愧羞耻吗你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话。”

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赴京，违法收取驿家麸皮几石。太宗赐给他数，让自己背出以可耻的。

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说：“宣、饶州各山大有银坑，采用了极大的收益，每年可以得到钱几百万贯。”太宗说：“我贵为天子，这件事没有所缺少的。只需忠言，进好事情，对老百姓有益的。而且国家剩下几百万贯钱，如何得到一个有才能德行人？你不推举贤能进善之事，也不揭发违法，肃清豪强震惊，只有道路税卖银坑认为好处。从前尧、舜美玉在山林，珠宝投入深渊，因此，崇名美号，被称为“千年。后来汉桓帝、灵帝重利轻义，作为近代昏庸无能的君主。你就想将我与桓帝、灵吗？”这日下令将权万纪回家。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：“古人说：‘鸟栖息在树林，恐怕他不高，再窝在树梢；鱼藏于水，恐怕他不深，又挖在地下下。然而，为人所获得的，都是因为贪图诱饵的缘故。现在臣下接受任命。，在高位，享受优厚的薪水，必须履行忠诚正直，遵循公正，那么就没有灾难，长守富贵了。古人说：‘祸福无门，只有人的召唤。’而损害自身的，都是因为贪图财利，与那些鱼鸟有什么不同呢你们应该思考这些话，作为鉴诫。

“作为君主贪婪，必定亡国；为我贪婪，必定丧命。”这是唐太宗对大臣不要贪赃受贿的告诫和对自己的努力。唐太宗及左右大臣能够修德治国，戒贪安邦，最终使大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朝代。

其实，不仅是 *** 治理水平需要不要贪婪，在物欲横流的中，正对永无枯竭停的私欲，只有知足和随其自然才能长保乐。

3. 求魏征正面上谏唐太宗的文言文与分析要正面上谏,不是婉转的

谏太宗十思疏 〔唐〕魏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〔1〕；欲流之远者〔2〕，必浚其泉源〔3〕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.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思国之安，臣虽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？人君当神器之重〔4〕，居域中之大〔5〕，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〔6〕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也. 凡百元首〔7〕，承天景命〔8〕，善始者实繁，克终者盖寡〔9〕.岂取之易，守之难乎？盖在殷忧〔10〕，必竭诚以待下；既得志，则纵情以傲物〔11〕.竭诚，则吴越〔12〕为一体；傲物，则骨肉为行路〔13〕.虽董之以严刑〔14〕，振之以威怒〔15〕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.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，载舟复舟，所宜深慎. 奔车朽索，其可忽呼？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，则思知足以自戒；将有作〔16〕，则思知止以安人；念高危，则思谦冲而自牧〔17〕；惧满溢，则思江海下百川〔18〕；乐盘游〔19〕，则思三驱以为度〔20〕；忧懈怠，则思慎始而敬终〔21〕；虑壅蔽，则思虚心以纳下；惧谗邪，则思正身以黜恶〔22〕；恩所加，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；罚所及，则思无因怒而滥刑.总此十思，宏此九德〔23〕.简能而任之〔24〕，择善而从之，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〔25〕.文武并用，垂拱而治.何必劳神苦思，代百司之职役哉！〔26〕 ——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 注释 〔1〕固：使……稳固. 〔2〕远：使……流得远. 〔3〕浚：疏通，深挖. 〔4〕当：主持，掌握. 〔5〕居域中之大：占据天地间的一大.《老子》上篇：“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.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.”域中，天地间. 〔6〕以：用，行. 〔7〕凡百：所有的. 〔8〕景：大. 〔9〕克：能够.盖：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. 〔10〕盖：承接上文，表示推断原因.殷：深. 〔11〕傲物：看不起别人.物：这里指自己以外的人. 〔12〕吴越：吴国和越国. 〔13〕行路：路人. 〔14〕董：督责，监督. 〔15〕振：同“震”，威吓. 〔16〕作：兴作，建筑.指兴建宫室之类. 〔17〕谦冲：谦虚.自牧：自我修养. 〔18〕下：居于……之下. 〔19〕盘游：打猎游乐. 〔20〕三驱：一年打猎三次.《礼·王制》：“天子诸侯无事，则岁三田（猎）.” 〔21〕敬：慎. 〔22〕黜：排斥. 〔23〕宏：使……光大.兹：此.九德：指忠、信、敬、刚、柔、和、固、贞、顺. 〔21〕简：选拔. 〔25〕信者：诚信的人. 〔26〕百司：百官. 唐太宗即位初期，因隋鉴不远，故能励精图治.随着功业日隆，生活渐加奢靡，“喜闻顺旨之说”，“不悦逆耳之言”.魏征以此为忧，多次上疏切谏，本文是其中的一篇.全文围绕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的主旨，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，虚心纳下，赏罚公正；用人时要知人善任，简能择善；生活上要崇尚节俭，不轻用民力.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，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，有利于初唐的强盛.本文以“思”为线索，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，文理清晰，结构缜密.并运用比喻、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，说理透彻，音韵铿锵，气势充沛，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. 译文： 我听说过，要求树木生长，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；想要河水流得长远，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；想使国家安定，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.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，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，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，我虽然十分愚笨，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明智的人呢？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，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，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，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，这也就象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，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！ 凡是古代的君主，承受上天的大命，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，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.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，守住天下就困难吗？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，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下属，一旦得志，便放纵情欲，傲视他人.竭尽诚意，那么即使象吴、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；傲视他人，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象过路人一样.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，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，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，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，表面上态度恭敬，可是心里并不服气.怨恨不在大小，可怕的只是百姓.百姓象水一样，可以载船，也可以翻船，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. 用腐烂的绳索驾驭疾驰的马车，这能轻视吗？身为君臣，果真能够做到：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；将要大兴土木，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；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，就想到要谦虚，并且加强自我修养；害怕骄傲自满，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；喜欢打猎游乐，就想到每年三次的限度；担心意志懈怠，就想到做事要始终谨慎；忧虑会受蒙蔽，就想到虚心接纳下属的意见；害怕谗佞奸邪，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邪恶小人；加恩于人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；施行刑罚时，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.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，扩大九德的修养，一定会得到很多补益.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，选择好的意见而听从它，那么，聪明的人就会竭。

4. 唐太宗戒贪一文中 唐太宗是如何警示官员的

他受“颠罚为奖”的启发，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，不是“处罚”，而是“奖励”。你贪什么，就奖你什么，你贪多少，就给你奖多少，当场在金銮殿上“兑现奖励”，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。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，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、心里非常受伤。

唐朝贞观二年（628），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说：“我曾讲过，贪官们无不爱财，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。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，俸禄都很优厚，一年所得数目很大。若受人贿赂，不过数万，一旦败露，官职、俸禄全被剥夺。这岂是懂得爱财？划算吗？”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，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，教育他们不要去做那些贪赃枉法将导致身败名裂、人财两空的事情。

唐太宗并不反对官员爱财，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而成为贪财，反对“受人财贿”而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他告诉身边的大臣，君子爱财但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。靠合法收入——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如果有非分之想，贪得无厌，那就可能落得“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”的下场，从官员私利的角度来说是很不划算的事情。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。

5. 唐太宗诫贪李世民在文中是如何警戒官员的
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。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，禄秩优厚，一年所得，其数自多。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。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，此岂是解爱财物？规小得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休性嗜鱼，而不受人鱼，其鱼长存。且为主贪，必丧其国；为臣贪，必亡其身。……昔秦惠王欲伐蜀，不知其径，乃刻五石牛，置金其后。蜀人见之，以为牛能便金。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，道成。秦师随而伐之，蜀国遂亡。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，事觉自死。如此之流，何可胜记！朕今以蜀王元龟，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。”

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，也不过数万，一旦事情败露，官职俸禄都被削夺，这哪里是懂得爱财？这是因贪小而失大。以前的公仪休生性喜爱吃鱼，但他从不接受别人送给他的鱼，所以他能长久地吃到鱼。并且（如果）做君主贪，必定会让自己的国家灭亡；做臣子贪，必定会让自己死亡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。（大风刮得很猛，贪人败坏族类。是说一人贪会贻害很多人。）以前的秦惠王想要攻打蜀国，但不知道去蜀国的道路，于是（委托别人）刻了五头石牛，把金子放在石牛后面。蜀国人看见后，以为牛能拉出金子，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入了蜀国，（于是）路上便出现了通往蜀国的路径，秦军跟随地面的路径去攻打了蜀国，蜀国便就灭亡了。汉朝的大司农田延年贪赃纳贿三千万，事情被发现后自杀了。类似这样的事，怎能数得过来！朕现在以蜀王作为反面典型，你们也需要以田延年作为前车之鉴。”

6. 唐太宗诫侍臣的原文

唐太宗诫侍臣

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。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，禄秩优厚，一年所得，其数自多。若受人财贿，不过数万。一朝彰露，禄秩削夺①，此岂是解爱财物？规小得而大失者也。昔公仪休②性嗜鱼，而不受人鱼，其鱼长存。且为主贪，必丧其国；为臣贪，必亡其身。……昔秦惠王欲伐蜀，不知其径，乃刻五石牛，置金其后。蜀人见之，以为牛能便金。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，道成。秦师随而伐之，蜀国遂亡。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，事觉自死。如此之流，何可胜记！朕今以蜀王元龟③，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。”

《贞观政要》卷三·论择官原文及译文

卷八·辨兴亡

　贞观初，太宗从容谓侍臣曰：“周武平纣之乱，以有天下;秦皇因周之衰，遂吞六国。其得天下不殊，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：“纣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。周室微，六国无罪，秦氏专任智力，蚕食诸侯。平定虽同，人情则异。”太宗曰：“不然，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;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，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，意在兹乎!”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，竟不许赈给，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，比至末年，计天下储积，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，所以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。炀帝失国，亦此之由。凡理国者，务积于人，不在盈其仓库。古人云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?’但使仓库可备凶年，此外何烦储蓄!后嗣若贤，自能保其天下;如其不肖，多积仓库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”

　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天道福善祸*，事犹影响。昔启民亡国来奔，隋文帝不吝粟帛，大兴士众营卫安置，乃得存立。既而强富，子孙不思念报德，才至始毕，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。及隋国乱，又恃强深入，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，身及子孙，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。今颉利破亡，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?”群臣咸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

　贞观九年，北蕃归朝人奏：“突厥内大雪，人饥，羊马并死。中国人在彼者，皆入山作贼，人情大恶。”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观古人君，行仁义、任贤良则理;行暴乱、任小人则败。突厥所信任者，并共公等见之，略无忠正可取者。颉利复不忧百姓，恣情所为，朕以人事观之，亦何可久矣?”魏征进曰：“昔魏文侯问李克：‘诸侯谁先亡?’克曰：‘吴先亡。’文侯曰：‘何故?’克曰：‘数战数胜，数胜则主骄，数战则民疲，不亡何待?’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，遂恃众内侵，今尚不息，此其必亡之道。”太宗深然之。

　贞观九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顷读周、齐史，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。齐主深好奢侈，所有府库用之略尽，乃至关市无不税敛。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，肉尽必死。人君赋敛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，齐主即是也。然天元、齐主若为优劣?”征对曰：“二主亡国虽同，其行则别。齐主愞弱，政出多门，国无纲纪，遂至亡灭。天元性凶而强，威福在己，亡国之事，皆在其身。以此论之，齐主为劣。”

译文

　贞观初年，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，取得了天下;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，就吞并了六国。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：“商纣王暴虐无道，天下的人都痛恨他，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，讨伐纣王。周朝虽然衰微，六国无罪，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，像蚕吃桑叶一样，逐渐吞并诸侯的。虽然同是平定天下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。”太宗说：“这样的说法不对，周灭殷以后，努力推行仁义;秦国达到目的以后，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，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，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。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，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!”

　贞观二年(628)，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，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，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，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，到了隋朝末年，粮仓贮存的粮食，足够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，依仗国家富庶，所以挥霍无度，极尽奢侈之能事，终于国破家亡。对于国君，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，不在于充实粮仓。古人说：‘老百姓不富足，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?’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，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?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，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，如果他昏庸，即使粮食满仓，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，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。”

　贞观五年(631)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上天给善人降福、给坏人降祸，事必报应。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，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，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。不久突厥富强了，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。到始毕可汗时，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。等到隋朝大乱，又恃强深入，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，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。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，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?”大臣们都说：“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。”

　贞观九年(635)，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：“突厥境内连降大雪，百姓饥荒，羊和马都死了。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，民情非常动荡。”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观察古代的君主，实行仁义、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;施行暴政、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。突厥所信任的人，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，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。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，恣意妄为，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，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?”魏徵进言说：“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：‘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?’李克回答：‘吴国先灭亡。’魏文侯问：‘为什么呢?’李克说：‘屡战屡胜，经常胜利就会骄傲，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，不灭亡还等什么呢?’颉利趁着中原大乱，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，到今天还不想息战，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。”太宗对此非常赞同。

　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近来我读北周、北齐的史书，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，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。齐主高纬非常奢侈，府库所藏，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，以至于关隘市集，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。我常说，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，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。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，百姓既已疲弊，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，齐主就是这样的人。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，谁优谁劣呢?”魏徵回答说：“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，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。齐主懦弱，朝廷政令不一，国家没有纲纪，以至灭亡。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，国家的灭亡，都由他一手造成的。从这方面来看，齐后主要劣一些。”

卷三·论择官

　贞观元年，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致治之本，惟在于审。量才授职，务省官员。故《书》称：‘任官惟贤才。’又云：‘官不必备，惟其人。’若得其善者，虽少亦足矣;其不善者，纵多亦奚为?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，比于画地作饼，不可食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谋夫孔多，是用不就。’又孔子曰：‘官事不摄，焉得俭?’且‘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’此皆载在经典，不能具道。当须更并省官员，使得各当所任，则无为而治矣。卿宜详思此理，量定庶官员位。”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。太宗从之，因谓玄龄曰：“自此倘有乐工杂类，假使术逾侪辈者，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，必不可超授官爵，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，遣诸衣冠以为耻累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房玄龄、杜如晦曰：“公为仆射，当助朕忧劳，广开耳目，求访贤哲。比闻公等听受辞讼，日有数百。此则读符牒不暇，安能助朕求贤哉?”因敕尚书省，细碎务皆付左右丞，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，关于仆射。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，或至夜半不寐。惟恐都督、刺史堪养百姓以否。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，坐卧恒看，在官如有善事，亦具列于名下。朕居深宫之中，视听不能及远，所委者惟都督、刺史，此辈实治乱所系，尤须得人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：“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。比来命卿举贤，未尝有所推荐。天下事重，卿宜分朕忧劳，卿既不言，朕将安寄?”对曰：“臣愚岂敢不尽情，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。”太宗曰：“前代明王使人如器，皆取士于当时，不借才于异代。岂得待梦傅说，逢吕尚，然后为政乎?且何代无贤，但患遗而不知耳!”德彝惭赧而退。

　贞观三年，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：“比见吏部择人，惟取其言词刀笔，不悉其景行。数年之后，恶迹始彰，虽加刑戮，而百姓已受其弊。如何可获善人?”如晦对曰：“两汉取人，皆行著乡闾，州郡贡之，然后入用，故当时号为多士。今每年选集，向数千人，厚貌饰词，不可知悉，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。铨简之理，实所未精，所以不能得才。”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，本州辟召，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，遂止。

　贞观六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古人云，王者须为官择人，不可造次即用。朕今行一事，则为天下所观;出一言，则为天下所听。用得正人，为善者皆劝;误用恶人，不善者竞进。赏当其劳，无功者自退;罚当其罪，为恶者戒惧。故知赏罚不可轻行，用人弥须慎择。”征对曰：“知人之事，自古为难，故考绩黜陟，察其善恶。今欲求人，必须审访其行。若知其善，然后用之，设令此人不能济事，只是才力不及，不为大害。误用恶人，假令强干，为害极多。但乱世惟求其才，不顾其行。太平之时，必须才行俱兼，始可任用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疏曰：“治天下者以人为本，欲令百姓安乐，惟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可皆贤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。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自古郡守、县令，皆妙选贤德，欲有迁擢为将相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、太尉者。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，外刺史、县令，遂轻其选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”太宗因谓侍臣曰：“刺史朕当自简择;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，各举一人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尚书万机，实为政本，伏寻此选，授任诚难。是以八座比于文昌，二丞方于管辖，爰至曹郎，上应列宿，苟非称职，窃位兴讥。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，文案壅滞，臣诚庸劣，请述其源。贞观之初，未有令、仆，于时省务繁杂，倍多于今。而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征并晓达吏方，质性平直，事应弹举，无所回避，陛下又假以恩慈，自然肃物。百司匪懈，抑此之由。及杜正伦续任右丞，颇亦厉下。比者纲维不举，并为勋亲在位，器非其任，功势相倾。凡在官寮，未循公道，虽欲自强，先惧嚣谤。所以郎中予夺，惟事咨禀;尚书依违，不能断决。或纠弹闻奏，故事稽延，案虽理穷，仍更盘下。去无程限，来不责迟，一经出手，便涉年载。或希旨失情，或避嫌抑理。勾司以案成为事了，不究是非;尚书用便僻为奉公，莫论当否。互相姑息，惟事弥缝。且选众授能，非才莫举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?至于懿戚元勋，但宜优其礼秩，或年高及耄，或积病智昏，既无益于时宜，当置之以闲逸。久妨贤路，殊为不可。将救兹弊，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。如并得人，自然纲维备举，亦当矫正趋竞，岂惟息其稽滞哉!”疏奏，寻以洎为尚书左丞。

　贞观十三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，大乱后必有太平。大乱之后，即是太平之运也。能安天下者，惟在用得贤才。公等既不知贤，朕又不可遍识，日复一日，无得人之理。今欲令人自举，于事何如?”魏征对曰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知人既以为难，自知诚亦不易。且愚暗之人，皆矜能伐善，恐长浇竞之风，不可令其自举。”

　贞观十四年，特进魏征上疏曰：

　臣闻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若父。父不能知其子，则无以睦一家;君不能知其臣，则无以齐万国。万国咸宁，一人有庆，必藉忠良作弼，俊乂在官，则庶绩其凝，无为而化矣。故尧、舜、文、武见称前载，咸以知人则哲，多士盈朝，元、凯翼巍巍之功，周、召光焕乎之美。然则四岳、九官、五臣、十乱，岂惟生之于曩代，而独无于当今者哉?在乎求与不求，好与不好耳!何以言之?夫美玉明珠，孔翠犀象，大宛之马，西旅之獒，或无足也，或无情也，生于八荒之表，途遥万里之外，重译入贡，道路不绝者，何哉?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。况从仕者怀君之荣，食君之禄，率之以义，将何往而不至哉?臣以为与之为孝，则可使同乎曾参、子骞矣;与之为忠，则可使同乎龙逄、比干矣;与之为信，则可使同乎尾生、展禽矣;与之为廉，则可使同乎伯夷、叔齐矣。

　然而今之群臣，罕能贞白卓异者，盖求之不切，励之未精故也。若勖之以公忠，期之以远大，各有职分，得行其道;贵则观其所举，富则观其所养，居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贱则观其所不为;因其材以取之，审其能以任之，用其所长，掩其所短;进之以六正，戒之以六邪，则不严而自励，不劝而自勉矣。故《说苑》曰：“人臣之行，有六正六邪。行六正则荣，犯六邪则辱。何谓六正?一曰萌芽未动，形兆未见，昭然独见存亡之机，得失之要，预禁乎未然之前，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，如此者，圣臣也。二曰虚心尽意，日进善道，勉主以礼义，谕主以长策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如此者，良臣也。三曰夙兴夜寐，进贤不懈，数称往古之行事，以厉主意，如此者，忠臣也。四曰明察成败，早防而救之，塞其间，绝其源，转祸以为福，使君终以无忧，如此者，智臣也。五曰守文奉法，任官职事，不受赠遗，辞禄让赐，饮食节俭，如此者，贞臣也。六曰家国昏乱，所为不谀，敢犯主之严颜，面言主之过失，如此者，直臣也。是谓六正。何谓六邪?一曰安官贪禄，不务公事，与世浮沉，左右观望，如此者，具臣也，二曰主所言皆曰善，主所为皆曰可，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，以快主之耳目，偷合苟容，与主为乐，不顾其后害，如此者，谀臣也。三曰内实险诐，外貌小谨，巧言令色，妒善嫉贤，所欲进，则明其美、隐其恶，所欲退，则明其过、匿其美，使主赏罚不当，号令不行，如此者，奸臣也。四曰智足以饰非，辩足以行说，内离骨肉之亲，外构朝廷之乱，如此者，谗臣也。五曰专权擅势，以轻为重，私门成党，以富其家，擅矫主命，以自贵显，如此者，贼臣也。六曰谄主以佞邪，陷主于不义，朋党比周，以蔽主明，使白黑无别，是非无间，使主恶布于境内，闻于四邻，如此者，亡国之臣也。是谓六邪。贤臣处六正之道，不行六邪之术，故上安而下治。生则见乐，死则见思，此人臣之术也。”《礼记》曰：“权衡诚悬，不可欺以轻重。绳墨诚陈，不可欺以曲直。规矩诚设，不可欺以方圆。君子审礼，不可诬以奸诈。”然则臣之情伪，知之不难矣。又设礼以待之，执法以御之，为善者蒙赏，为恶者受罚，安敢不企及乎?安敢不尽力乎?

　国家思欲进忠良，退不肖，十有余载矣，徒闻其语，不见其人，何哉?盖言之是也，行之非也。言之是，则出乎公道，行之非，则涉乎邪径。是非相乱，好恶相攻。所爱虽有罪，不及于刑;所恶虽无辜，不免于罚。此所谓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者也。或以小恶弃大善，或以小过忘大功。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，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。赏不以劝善，罚不以惩恶，而望邪正不惑，其可得乎?若赏不遗疏远，罚不阿亲贵，以公平为规矩，以仁义为准绳，考事以正其名，循名以求其实，则邪正莫隐，善恶自分。然后取其实，不尚其华，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，则不言而化，期月而可知矣。若徒爱美锦，而不为民择官，有至公之言，无至公之实，爱而不知其恶，憎而遂忘其善，徇私情以近邪佞，背公道而远忠良，则虽夙夜不怠，劳神苦思，将求至理，不可得也。

　书奏，甚嘉纳之。

　贞观二十一年，太宗在翠微宫，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。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。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太宗问曰：“玄龄闻李纬拜尚书，如何?”对曰：“但云‘李纬大好髭须’，更无他语。”由是改授洛州刺史。

　译文

　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：“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。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。所以《尚书》说：‘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。’同时《尚书》还说：‘官员不在多，在于用人得当。’如果任用了好官，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;用了不好的官，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?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，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。《诗经》有句话：‘参谋的人如果多了，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。’孔子说：‘官员不处理政务，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?’孔子还说：‘一千只羊的皮，不如一只狐狸的毛。’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，数不胜数。现在应当审查官吏，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，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。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，确定官员的人数。”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，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，并对房玄龄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如果谁有音乐、杂艺等一技之长，超过一般人的，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，一定不可奖赏过度，授予他们官职。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，同桌而食，致使绅士、大夫引以为耻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：“你们身为仆射，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，广开耳目，求访贤能之人。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，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?”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，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，才交给仆射处理。

　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，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，就是担心都督、刺史能否安抚百姓。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，坐着躺下都可看看，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，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。我住在深宫之中，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，所依靠的就是都督、刺史。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，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。”

　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：“天下太平的根本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。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，却不见你有所行动。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，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，你不向我推荐贤才，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?”封德彝回答说：“下臣虽然不才，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?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。”唐太宗说：“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，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，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。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，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，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?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，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。”封德彝听后，惭愧地退了下去。

　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：“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，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，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。几年之后，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，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，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。那么，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?”杜如晦说：“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，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，成为众人的楷模，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，最后才被任用，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。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，多达数千人，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、言语巧加掩饰，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。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。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，实在不够完善，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。”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，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，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，这件事就停止了。

　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古人说过，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，不能轻率任用。我现在办一件事，就被天下人看到;说一句话，就被天下人听到。任用了正直的人，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;错用了坏人，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。奖赏和功绩相当，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;惩罚和罪恶相称，坏人就有所戒惧。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，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。”魏徵对答说：“知人善任这件事，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，所以在考核劳绩、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，要察看他的善恶。如今想找人才，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。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，然后才可任用。假如此人不会办事，只是才力不够，还没有什么大害处。错用了坏人，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，那为害就太多了。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，可以不管品行。太平时候，必须才能、品行都好，方可任用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疏说：“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。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。县令那么多，不可能都是贤才，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，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。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，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。自古以来，郡守、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，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，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，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、司徒或太尉。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，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。百姓不能安居乐业，恐怕与此有关。”于是太宗对侍臣说：“刺史由我亲自挑选，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。”

　贞观十一年，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、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，上疏说：“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，是施政的中枢，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，确实很不简单。所以左、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，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，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，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，如果不能称职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。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，我虽庸劣无能，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。在贞观初年，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，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，比今天成倍地多，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徵，都办事熟练，公平正直，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，从不回避。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，自然能整肃纲纪。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，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。到杜正伦继任右丞，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，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，既无才能胜任，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。其他官僚，也不能秉公办事，即使想有所振作，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。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，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;尚书也模棱两可，不能决断，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，也故意拖延，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，仍然盘问下属。公文发出去没期限，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，事情一经交办，就拖上成年累月。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，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。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，不追究是非;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，不管对错，互相姑息，有了问题但求掩盖。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，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，官是代上天办事，怎能随便叫人来做?至于亲戚元勋，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，他们有的高年老耄，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，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，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。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，这是极不恰当的。为纠正这类弊端，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、右丞和左、右郎中，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，自然纲纪确立，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，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!”奏章送了上去，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。

　贞观十三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我听说，太平之后必然天下大乱，大乱之后，必然又复归太平。大乱之后，即是太平之运。要想使国泰民安，只有任用贤才。你们既然不知道贤才，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，这样下去是永远得不到贤才的。现在我下令让人才自我推荐，你们看怎么样呢?”魏徵回答说：“了解别人的人聪明，了解自己的人明智。了解别人很不容易，了解自己就更为艰难。并且愚昧无知的人，都自以为了不起，时常打击比自己有才能的人。这样恐怕会助长世人攀比竞争的不良风气，我认为陛下不可这样做。”

　贞观十四年，特进魏徵上疏说：

　我听说，了解臣子莫若君主，了解孩子莫若父亲。父亲不了解自己的孩子，就无法使家庭和睦;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，就不能治理国家。而要使天下太平，皇帝无忧无患，那就要忠臣辅佐。贤臣在朝就会政绩卓越，这样就可以无为而治了。所以尧、舜、文王、武王能名存千古，他们都有知人之明，使贤才会聚于朝廷。舜派八凯管理农耕，制定历法，让八元散布教化，使国家内外归顺，建立了赫赫功业。周公、召公辅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业，美名传扬。难道‘四岳’、‘九官’、‘五臣’、‘十乱’这样的贤臣，只能生活在前朝，而当今唯独没有吗?这只是在于国君求与不求、喜好与不喜好而已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像那些美玉明珠、孔雀翡翠、犀牛大象、大宛的宝马、西夷国的獒，它们不是没有手足，就是无情之物，出产在蛮荒的地方，离这里有万里之遥，但是还是有人源源不断地把这些东西带进来，为什么呢?是因为这里的人喜好它们罢了。况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，享受君主赐予的俸禄，如果君主用道义引导他们，他们怎么会不尽职尽责呢?我认为如果导之以孝，那么就可以使他们像孝子曾参、子骞那样加以重用;如果导之以忠，就可以把他们当做龙逢和比干那样的臣子而加以提拔;导之以信，就可使他们像尾生、展禽一样;导之以廉，就可以使他们像伯夷、叔齐一样。

　然而今天的群臣，洁身自好、才能出众的人非常少有，恐怕是因为朝廷求贤之心不急切，没有鼓励劝勉他们的缘故。如果用公正忠诚去要求他们，用建功立业去激励他们，让他们各尽其职，各安其位。处高位则看其举荐的人，身富则看其养育的人，闲居时看其所好，学习时看其言语，穷困时看其气节，卑贱时看其德行。量才录用，发挥他们的长处，克服他们的短处，用“六正”去勉励他们，用“六邪”去警戒他们。那么，即使不严厉地对待他们，他们自己也会振奋，不用苦口婆心地劝勉，他们也会自己努力。

　因此汉代刘向在《说苑》中写道：“臣子的行为，表现为六正六邪。实行六正则臣子光荣，犯了六邪之罪则臣子耻辱。什么是六正呢?一是有先见之明，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，臣子能够预见到得失存亡的利害，使君主免于祸患，永保江山稳固，这样的臣子，是圣臣。二是虚心进谏，劝告君主实行礼义，帮助君主成就善事，避免君主犯错误，这样的臣子，是良臣。三是废寝忘食，兢兢业业，不断地为朝廷举荐贤才，不断用古代圣贤的楷模来勉励君主，励精图治，这样的臣子，是忠臣。四是明察秋毫，防微杜渐，断绝祸患产生的根源，转危为安，使君主高枕无忧，这样的臣，是智臣。五是奉公守法，不收贿赂，谦让节制，这样的臣子，是贞臣。六是国家混乱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，这样的臣子，是直臣。以上就是所说的‘六正’。那么六邪是什么呢?一是贪得无厌，不务正业，苟且偷生，没有立场，这样的臣子，是具臣。二是认为君主说的话都是好的，君主的行为都是对的，只会趋炎附势，助长君主的逸乐，不顾严重后果，这样的臣子，是谀臣。三是内心阴险，外表拘谨，八面玲珑，嫉贤妒能，要想提拔谁，就只说好的，隐瞒过失，要想排挤谁，就夸大他的缺点，掩盖他的优点，致使君王赏罚不明，下达的命令又不被执行，这样的臣子，是奸臣。四是凭着自己的机巧辩才，掩过饰非，对内离间骨肉之情，对外制造朝廷混乱，这样的臣子，是谗臣。五是专权霸道，不可一世，私结友党，聚敛财富，伪造君主的诏令，以显贵自居，这样的臣子，是贼臣。六是用邪道歪门迷惑君主，陷君主于不仁不义之境，蒙蔽君主，使他不辨是非曲直，臭名昭彰，这样的臣子，是亡国之臣。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邪’。如果贤臣做到六正，避免六邪，那么朝廷就会安宁，国家也会太平。生时为百姓造福，死后被人追忆思念，这就是为臣之道。”此外，《礼记》说：“秤杆一提，物体的轻重就称出来了;绳墨一拉，曲直就显示出来了;规矩一比，方圆也就清楚了。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，不能妄说他们奸诈。”可见臣子尽忠与否，其实不难辨别，如果朝廷能够对他们以礼相待，以法约束，行善的能够加以褒奖，作恶的能够处以刑罚，他们怎么会不尽力呢?

　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，贬斥不贤之臣，已经有十几年了，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?是因为只说不做。表面上是行公道，实际上行为不端。这样，是与非互相矛盾，好与恶相互攻击。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，也不会受到处罚，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，总会有罪名上身。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，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。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，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，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。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，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，怎么去加以实现呢?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，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，做到公平仁义，实事求是，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，善恶自然泾渭分明。崇尚质实，不慕虚华，观察官员是否仁厚，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。那些不诚实的臣子，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，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。如果喜欢臣子，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，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，被一己私欲驱使、亲近奸邪的臣子，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。一旦如此，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，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。

　看过奏书后，唐太宗欣然接受。

　贞观二十一年，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。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。有个官员从京城来，唐太宗问他：“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，有什么意见呢?”那个官员回答：“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，再没有其他评语。”唐太宗听后，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。